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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佚名    文章来源:转载    点击数:    更新时间:2013-7-5

   1911年9月14日,武昌楚望楼10号来了一批年轻人,这便是当时武汉的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的主要成员。由于当时四川保路运动已经是风起云涌,革命形势大有席卷全国之势,这两派人在接触了几次后,便决定召开联席会议,进行积极合作。
   共进会是当时同盟会分化而来的外围组织。当时由于同盟会东京总部闹不团结,而孙中山、黄兴等人则以南洋为基础,专事西南起义又屡不得手。对此,一些长江中游数省的同盟会员湖北刘公、湖南焦达峰、江西邓文翚等人便认为,同盟会不重视在长江流域的起义,因而倡议另行组织一个革命团体,这便是1907年 8月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共进会。共进会制定红底十八星军旗,自称为同盟会的“行动队”,准备在长江中游伺机起事。
   1908年冬,共进会员孙武和焦达峰等人先后返回国内,并于次年在武汉和长沙分别设立共进会湖北分会和湖南分会,他们积极发动会党,组织革命力量。与此同时,江西共进会也在原有的反清小团体易知社的基础上,由邓文翚的主持下秘密发展。在 1909至1910年间,孙武等人发现会党纪律散漫,不受控制,依靠他们举事难以成功,于是便将联络的重点转向了新军。
   事实上,在当时的新军中已经有个类似的革命团体,这便是文学社。文学社其实和文学根本不搭界,它是由同盟会员在新军士兵中发展出来的一个革命组织,原名群治学社,后来改为振武学社,由于活动被发现,最后改名为文学社,以掩人耳目。文学社以蒋翊武、刘复基等人为骨干力量,他们在湖北新军中发展了3000多人,比共进会还有多一倍。这两个组织发展的力量已经占到了湖北新军的近三分之一,革命条件非常有利。
由于四川的局势并无好转的迹象,清廷令端方督率鄂军迅速入川,而部分湖北新军也准备调防汉阳、汉口和市外他县。在此情况下,1911年9月24日,共进会和文学社在武昌胭脂巷再度举行联席会议,决定推举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,孙武为军务部长,在10月6日(也就是农历中秋节)那天发动起义。
   会议过后,“八月十五杀鞑子”的消息在当地不胫而走,当地一份小报甚至公然宣称革命党要在中秋起事。消息传开后,湖广总督瑞澂十分惊恐,他深知革命党势力早已深入新军队伍,于是便以调防为名将他认为有问题的新军分调各处,以拆散革命党在部队中的组织关系。特别在中秋前的几天,瑞澂更是紧张不安,他特意召集文官知县以上、武官队长以上参加防务会议,要求军队提前过中秋节,并节日期间实行戒严,士兵不得外出,子弹一律入库。
   八月十五的中秋节,桂花飘香,皎月悬空。武昌城内,不但没有想象中的喧嚣和暴动,反是格外的宁静与安详。原来,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9月28日发来电报,声称准备不足,请求延缓十日起义;而由于军队调防,起义指挥系统等也需要临时调整,于是孙武等人便决定将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。
   在过完了极度紧张的中秋节后,湖广总督瑞澂刚把悬起的心放下,但几天后汉口租界的一声爆炸,立刻又掀起了波澜。原来,10月9日下午,孙武等人在租界宝善里安装炸弹、筹划准备工作时,有人不慎将纸烟火屑弹入火药中引发爆炸,屋内顿时烈火熊熊、浓烟滚滚。孙武脸部当下被烧成重伤,被赶紧送往医院救治。正忙乱间,俄租界巡捕闻讯赶来,将尚未撤离的刘同等人抓获,并查抄了室内为起义准备的旗帜、文告和革命党人花名册等重要文件。随后,俄租界巡警便将刘同等人和查获物品一同移交给清方。
   这可是个大案子。瑞澂一声令下,武汉全城戒严,军警四出,按照花名册搜捕革命党人。在这危急时刻,被调防岳州的蒋翊武匆匆赶回了武昌,并召集刘复基、彭楚藩等人在武昌小朝街85号开了一个紧急会议。会上,大家一致同意立即举行起义。当天下午,蒋翊武便签发起义命令,令当晚12点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,城内外同时举义。
   但不幸的是,由于城内戒备森严,命令并没有及时的送到南湖炮队。这样,午夜十二点到了,大家仰望星空,但都没有等到期待已久的那一声炮响。在大家焦急等待的时候,军警们已经搜查到小朝街85号,蒋翊武侥幸逃脱,而刘复基、彭楚藩、杨宏胜等十来个人被堵了个严严实实。抓到这些革命党后,瑞澂下令连夜突审,刘复基、彭楚藩、杨宏胜三人在凌晨便被害于督署东辕门。
   10月10日上午,军警们依旧在大街小巷四处搜查,革命党人的据点相继被抄,又有三十多名革命党人陆续被捕。而这时的湖广总督瑞澂自以为大案告破,局势已定,他得意的电告朝廷请功,说“传革命党有扑攻督署之谣,瑞澂不为所动,一意镇定处之。张彪、铁忠等各员,无不忠诚奋发,俾得弭患于初萌,定乱于俄顷。”
   不过,瑞澂也未免高兴得太早了。就在当晚,城内突然一声枪响,顿时划破了原本宁静的夜晚。枪声来自于城内紫阳桥南的工程第八营。在得知刘复基等领导人遇害、革命党人相继被抓的消息后,第八营的起义召集人熊秉坤心急如焚,最后决定不再等待那南湖的炮声,而是约集同营的革命士兵当晚立即起事,不再拖延。
   就这样,在革命党领导人缺位和指挥系统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,那些革命士兵主动站了出来,并承担了发动起义的责任。就在当晚七点多的时候,工程营中的排长陶启胜查棚时发现士兵金兆龙臂缠白巾,手持步枪,似有枕戈待旦之势。于是陶排长便怀疑其图谋不轨,意图造反,上前要缴金兆龙的枪。金兆龙在与其揪斗时大呼“同志动手!”于是同棚的士兵程定国赶来相助,并用枪击伤陶排长的腰部。
   这便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,也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。这一枪,宣告大清王朝的即将落幕---从偶然性决定历史的角度来说,陶排长可能万万没有想到,这两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居然被他这个小排长的贸然行动给葬送了。
   陶排长被击伤后负痛逃走就不说了。枪声一响,熊秉坤等人立刻赶到,于是便当机立断,宣布起义。在他的召集下,革命士兵迅速行动,督队官阮荣发、右队官黄坤荣和排长张文澜等人见势不妙,慌忙出营阻拦,士兵们嚷嚷道:“各位长官,跟我们一块革命罢,同去同去!”阮、黄等人还没有摸清形势,居然大声喝阻,可怜话还没有说完,枪弹已钻入他们胸膛。于是士兵冲出营外,凡阻挡的一律请他吃枪子。
   到了楚望台军械所那边,还有数十个旗兵拦阻,不料军械所里也有革命士兵,他们听到动静后,里应外合,一阵排枪便将旗兵们打得无影无踪。于是士兵们打开军械所,迅速分发武器弹药。当时赶到楚望台的革命士兵大约有400多人,由于熊秉坤军阶太低(相当于副班长),难以指挥服众,所幸他胸怀全局,欣然顺应了士兵要求,公推队官(相当于连长)吴兆麟来充当临时总指挥。吴兆麟原本是日知会会员,日知会被摧毁后便没有参加任何革命组织,但也算是老革命。而且,吴兆麟做事干练,有一定的指挥能力,他受命后一边加强楚望台一带的警戒,一边派人与城内外其他革命部队联系,以便统一行动。
   夜渐深沉,但形势发展却向着革命党人的这一边发展。几乎在陶排长被挨一枪的同时,武昌城外的塘角也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。原来,和熊秉坤等一样,驻守在城外塘角的混成协辎重营士兵也相约当晚发动起义。晚上七点后,革命士兵李鹏升等人用洋油灯点燃了堆积的马草,宣布起义。
   熊熊的大火,清脆的枪声,驻守武昌的新军各兵营立刻沸腾了,革命士兵们纷纷冲出自己的营房,他们本能的向枪械所、炮台、制高点冲去。当时的19标(相当于团)、30标离最早发难的工程营最近,革命士兵分别由代表蔡济民、彭纪麟率领,直奔楚望台。临近的测绘学堂学员听到枪声后也迅速整队奔赴楚望台,加上驻扎左旗营房的第31标和第41标的部分士兵,楚望台已经成为当时革命的制高点。
   而在城外的塘角那边,大火燃起之后,辎重营、工程队和炮队11营的士兵纷纷响应,他们迅速进城攻占了凤凰山高地,而另外一些士兵则前往楚望台接应。同时,城南的南湖炮队第8标宣布起义,他们在工程营的接应下顺利进城,随即在楚望台和蛇山等高处布置炮阵。南湖炮队举义以后,附近的第32标和马队第8标也响应革命,他们也纷纷行动,汇集到楚望台、蛇山、凤凰山等地,集体行动。
   新军士兵的起义可不同孙中山和黄兴那些人组织的会党及学生起事,他们都是军事专业人士,一旦动起来可就是非同小可了。当时陆续参加起义的革命军已经达到近四千人,而清军的兵力也不过五千人。更重要的是,革命军都集中了兵力,而真正和革命军对抗的只有守卫督署及其附近的第8镇司令部约两千清兵。因此,无论是人数上还是士气上,革命军都占据优势。
   当晚十一点后,革命军在蛇山炮兵的有力支援下,向总督署连续发起了三次猛烈的进攻,终于在凌晨两点攻占了第8镇司令部。瑞澂见势不妙,慌忙带领卫队逃往江上的“楚豫”舰,而鄂军提督、第八镇统制张彪见大势已去,只得率领残兵败将撤往汉口刘家庙。
   当清晨的第一缕眼光洒落在昔日威武的督署辕门时,这里已经成为了革命士兵的占领地。在这天上午,那位自诩“不动声色”的总督大人和“忠诚奋发”的统制大人早已逃之夭夭,而剩下的那些布政使、提法使、武昌知府等大小官员,都很面无表情的逃离了他们职守的衙门,并无一人反抗或者殉节---这对于大清王朝来说,是何等的悲凉。
   当日上午十一点,在雄踞武昌城的蛇山之巅,飘起了一面红底十八星的大旗,它宣告了一个旧官府的死亡,也同时宣告了一个新政权的成立。
   但是,由于当时起义的领导人大都遇害或者下落不明,参加革命的士兵又缺乏威望,由谁来出面组织新政府便成了最紧迫的问题。他们首先找来的是湖北谘议局的议员们,并准备公推议长汤化龙作为军政府都督。汤化龙虽然表示赞成革命,但却自称非军人,以“不知用兵”的借口加以推脱。大家想来想去,便想到了一个人。
   这便是湖北新军中地位仅次于统制(师长)张彪的协统(旅长)黎元洪。说来有趣,黎元洪原本是海军出身,他1883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,1894年随同“广甲”舰参加了中日黄海大战,舰毁后黎元洪凫水获救。战争结束后,北洋海军的军官一律被斥革,后来黎元洪投奔了张之洞,参与修建炮台和训练新军,并曾三次赴日考察军事,后任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。黎元洪本是旧派军官,在编练新军中多次镇压革命活动,并曾亲手杀害起义士兵。武昌起义时,他自知情况不妙,随后躲到了在幕友刘文吉家中。
   正当黎元洪惊魂未定的时候,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喧哗---革命士兵找来了。情急之下,黎元洪躲进了床底,但最终还是被拽了出来。在吴兆麟等人的簇拥下,黎元洪无可奈何的来到谘议局。但他得知革命士兵要他当军政府都督的时候,他惊慌的连道:“莫害我!莫害我!”死活不肯在安民告示上签字。革命士兵一怒之下,自己拿笔代黎元洪签上了他的大名。于是,“黎都督”之名在武昌城不胫而走。
   12日,汉口和汉阳先后光复,武汉三镇全部落入革命军之手。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,黎元洪的态度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,突然表示:“自此以后,我便是军政府之一人,愿与诸君共生死”。而谘议局的汤化龙等人异常活跃,他们和黎元洪频频商议,对军政府的组合问题进行了精心设立。在17日“祭天大典”宣布后的军政府名单中,除了孙武出任军务部长,其它六部均为黎元洪的部属和汤化龙的亲信---革命士兵的起义成果被他们轻易的掠夺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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