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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亥革命人物心理分析(8):袁世凯政治豪赌成瘾 最终自取灭亡

作者:佚名    文章来源:转载    点击数:    更新时间:2013-7-31

 

袁世凯(1859-1916),出生于河南项城的官宦人家。早年两次考秀才都名落孙山,曾怒烧诗文:“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,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,自误光阴耶。”后来投身到淮军首领吴长庆手下,开始发达。身处清廷败落、民主兴起的动荡时代,袁世凯敢于政治豪赌,捕捉契机,不仅成为了清末的实权重臣,也成了民国首任总统。可惜他后来赌称皇帝,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,身败名裂。可以说他的一生,成也投机,败也投机。
 

 
投机朝鲜平叛 屡屡得手

1882年,朝鲜爆发“壬午事变”,当时朝鲜乃清朝藩属,庆军统领吴长庆率海陆军渡海前往朝鲜平乱。在这当中,袁世凯主动请缨,果断出兵镇压叛军,后来吴长庆以“治军严肃,调度有方,争先攻剿,尤为奋勇”十六个字予以嘉奖。这一战促成了袁世凯的崛起,也强化了他在危乱时刻大胆投机的动机。

1883年12月,中法战事起,日本人鼓动朝鲜开化党人发动甲申政变,勾结日军占领王宫组织新内阁。朝鲜向驻朝特使袁世凯“痛哭乞师”,袁世凯再次大胆率兵平息政变,遂代主持内政、外交、军事。李鸿章对于袁世凯的应变能力大为赏识,曰:“庆军驻韩四载,前年乱党滋事,镇抚一切,因应机宜,尚称妥善,着择优保奖。”此外,李鸿章乃奏请袁世凯以道员升用,赏加三品衔,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加委袁世凯为驻朝鲜交涉通商事宜。

1894年2月,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,袁世凯应《江华条约》与《天津条约》邀日本共同出兵,两军开进朝鲜,东学党溃败而逃。此后日军咄咄迫人,袁世凯密电北洋,急调南北洋水师来援,但李鸿章只是命袁谨守岗位,引据条约促日本撤兵,使得日军得寸进尺,挑起中日甲午战争。此时,袁世凯看清自己在朝鲜将无可作为,便极力疏通李鸿章,请求回国,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前一天得到批准。

马关条约签订后,舆论谴责李鸿章,袁世凯眼看李鸿章将失势,连同翁同龢、李鸿藻亲自撰文,弹劾李鸿章,得到顽固派赏识,被任命训练新军。1895年10月,清政府命袁世凯接管“定武军”十营,驻扎天津附近的小站。袁世凯依照德国军队的编制,编成“新建陆军”,聘请德国军官进行训练,因练兵有功,升为直隶按察使,专管练兵事宜。袁世凯由此抓住契机,逐步掌握了兵权,也为日后的政治斗争准备了自己的武装力量。 
 

投机戊戌变法 成为最大赢家

1898年,光绪帝为了强国,任用康有为、谭嗣同等改良派人士实行变法。在这当中,袁世凯与守旧派和维新派都保持密切关系,以求左右逢源。袁世凯还是强学会的发起人之一,康有为则认为袁世凯“倾向我甚至,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,经天纬地之才……”。

1898年6月11日,光绪下《明定国是》诏谕,守旧派推宕拖延,全力阻挠。新政无法实行,诏谕全成空文,两党形同水火,势不两立。9月13日,光绪帝拟开懋勤殿,设顾问官,慈禧太后不允。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,在对维新派的密诏中写道“朕位且不能保,何况其他”,令康有为“汝可迅速出外,不可迟延。”康有为、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决定铤而走险,计划实行兵变,包围颐和园,迫使慈禧交出政权。

1898年9月18日,谭嗣同在法华寺夜访袁世凯,透露慈禧会联同荣禄,废除光绪;并说皇上希望袁世凯起兵勤王,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住的颐和园。9月20日,袁世凯向皇帝请训,当天乘火车回天津,即向荣禄告密,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。当夜,荣禄即赶回北京。八月初六日晨,慈禧临朝训政,囚禁光绪,捕拿维新派,杀六君子,百日维新遂告失败。

历史上关于袁世凯告密在训政前后仍有争议。根据袁世凯亲信张一麐在《心太平室集》卷八所记:在袁世凯告密之前,荣禄已知政变消息,“令卫兵夹道罗列”,袁世凯怕康有为供出潭嗣同访袁密谈兵变之谋,于是将当时守旧派尚不知道的围颐和园、杀西太后的密谋,和盘托出,袁世凯“乃跪求荣为作主”。这与荣禄亲信陈夔龙在《梦蕉亭杂记》中所记一样,当时荣禄已知太后训政,但“佯作不知”,甚至对于袁世凯产生怀疑,袁世凯“知事不谐,乃大哭失声,长跪不起”。

无论如何,袁世凯的告密导致事态扩大,1898年9月28日,朝廷不经审讯就处决了“六君子”。9月29日又宣示罪状,“包藏祸心,潜图不轨,前日竟有纠约乱党,谋围颐和园,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,幸经觉察,立破奸谋”。而袁世凯将围园密谋和盘托出,导致荣禄进京捉拿康梁党人,袁世凯则奉命护理直隶总督,其新建陆军得赏银四千两。在整个过程中,袁世凯获得了慈禧与荣禄的信任,其政治豪赌又一次获得了丰厚的回报。 
 

投机镇压义和团 获得洋人赞美

1898年,山东爆发义和团运动,口号是“扶清灭洋”。山东巡抚毓贤对义和团“一味纵容,并出示讽煽”;“匪民自谓奉官所允,又为法所不禁,兵吏均不敢逼前”[1],使得义和团日益壮大。1899年冬,因义和团的排外行为引起各国不满,清廷命袁世凯接替毓贤署理山东巡抚。对清廷招抚的态度,袁世凯不为所动,坚持认为“义和团实属匪类,以仇教为名,而阴逞不轨”,因此在山东境内禁剿。

1900年,爆发了八国联军战祸。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,这天袁世凯接到勤王的谕旨,但袁世凯以“若将所部悉数开拔,恐山东省内乱即起,而外患得以乘之”拒绝勤王。6月21日慈禧再次下谕旨,命他火速增援天津。袁世凯又坚持“职在守土,存之与共,如贪赴援他省之名,而忘本省设防之实,臣实有所不敢。”7月14日天津沦陷,19日慈禧第三次严饬袁世凯,袁世凯虽令夏辛酉统带六营士兵北上,但迟滞不前,作壁上观。7月底慈禧急命各路援兵加紧北上,特命袁世凯保卫北京。袁世凯复奏说:“自津郡不守,游匪溃勇勾结土匪,多持洋枪,时来串扰,几乎防不胜防,已觉疲于奔命,左支右拙。”

8月14日北京失陷,慈禧太后及光绪帝一行人仓皇出逃,慈禧第五次下谕令驰援,袁世凯不予理睬。部下张勋呈请“前往京津助剿洋夷”,袁世凯批示:“该管带请赴前敌自效,具见忠勇之枕,应挨各处籹乎,再有调遣。”八月下旬,张勋又提出申求“大帅(袁世凯)率队勤王”,袁世凯作批示:“览禀,忠勇可嘉,但奉旨责成守土,未敢轻动,姑侯商定,再行饬之。”不准张勋勤王之请。

袁世凯坚不奉召勤王,暗中联络两江总督刘坤一,湖广总督张之洞与英国策划东南互保,商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,使山东免遭祸乱。这有效地保障了袁世凯的利益,也给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,袁世凯在李鸿章的力保下继任直隶总督,一跃而成为朝廷要员。 
 

投机辛亥革命 坐收渔翁之利

1908年,光绪和慈禧相继驾崩,宣统继位。摄政王载沣监国,决意除掉袁世凯。袁世凯遂以“足疾”为由,辞官归隐,等待时机复出。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,清廷命荫昌率北洋军南下进行镇压,由于北洋军听命于袁世凯,而西方列强为维护在华利益,提出“非袁出来不能收拾大局”。清廷迫于形势,重新起用袁世凯,先后任命其为湖广总督、钦差大臣、内阁总理大臣,使袁世凯重新掌握了军政大权。袁世凯一上台,就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,迫令摄政王载沣辞职,退居藩邸。

袁世凯在同清政府讨价的同时,也拉拢黎元洪,提议停战,“和平了结”。11月2日,清军攻占汉口后,和谈因袁世凯坚持君主立宪而破裂。11月27日,清军攻陷汉阳,威胁武昌,南北双方同意和议。面对国内外封建势力的叫嚣和鼓噪,孙中山于1912年1月15日致电和谈代表伍廷芳,要他转告袁世凯,“如清帝实行退位,宣布共和,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,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”。

1912年1月16日,袁世凯率全体阁员上奏,要求皇太后和皇上召集皇族密开会议,统筹全局,速定方针。隆裕太后于17日和18日连开皇族御前会议讨论,会上只有奕劻和溥伦等人赞成共和,良弼、铁良、载沣等多数人极力反对。袁世凯的同党徐世昌、梁士诒、赵秉钧等人向清室进言,制造舆论,游说逊位。袁世凯前线将领,也奏呈清帝逊位,甚至威胁不逊位就不开战。1月29日和30日,清廷连开御前会议,决定“逊位”以取得优待条件。1912年2月12日,清帝逊位。2月14日,孙中山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去临时大总统职。2月15日,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,执掌了全国大权。在短短的16个月内,袁世凯由一个政坛废人一跃成为民国临时总统,其审时度势之能力,不能不令人钦佩! 
 

投机洪宪称帝 遗臭万年

1913年10月6日,国会选举袁世凯就任第一任大总统。由于《临时约法》的牵制,袁世凯并不具有绝对权力。于是,他再次玩闹手腕,借机下令取缔国民党及国会,妄想搞一人专制。此时,有人开始游说他称帝,说这符合中国的国情。表面上,袁世凯对此极力反对,暗地里却让杨度等人去广泛联络。
袁世凯曾亲口对冯国璋说:“我绝无皇帝思想,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(指男性),我今年五十八,就做皇帝能有几年?况且皇帝传子,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,二儿子克文假名士,三儿子克良土匪,哪一个能继承大业?你尽管放心。”1915年11月22日出版的美国《独立周刊》中,袁世凯也表示:“说我赞同恢复帝制,希望成为皇帝的论调,并不是由我的朋友,而是由我的敌人虚构的……可能会出现恢复君主制的问题,我相信会有相当长时间、相当认真的讨论,但是,并没有出现帝制派成气候的迹象。”

然而,《世载堂杂忆》中披露,袁世凯很有称帝的野心,认为共和民主不过是无稽之谈,他表示:“近年来各省将军、巡按使,还有文武各官,都说不实行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。到了今天,全国都赞成了,我只有顺从民意……当初提出创立共和制的人,根本不知共和是什么东西;今天主张立宪君主,也不知立宪君主是什么东西。多数人民,脑海中存留的不过是汉、唐、明、清的专制君主。” 袁世凯想让世人感到,要他称帝,实乃是民意所归,而非己愿,所以为了不负众望,他要牺牲自我。

1915年12月11日,在杨度等“筹安党”人的操控下,各省代表假民意请求袁就任中华帝国皇帝,袁以无德无能婉拒;而次日,在各省代表的强烈要求下,他“不情愿”地同意了代表们的请求。13日,他下令1916年新朝开启,名为“洪宪元年”。但是,作为袁世凯的助手,《王筱汀日记》的助手王锡彤在日记中记载:表面上各省纷纷成立筹安会分会,请愿帝制者频频组织上书,但云南、四川已在兴师,“内则段芝贵别有怀抱,外则阎百川(锡山)、冯华甫(国璋)均另做主张”;大典筹备处的各种费用摊派给各省,跟前清祝寿时没什么两样;各省督抚都“虚与委蛇,待时而动矣”!

袁世凯的称帝之举,受到了举国上下的声讨,其中包括袁氏的心腹将领冯国璋、段祺瑞等人,段祺瑞就致电袁世凯:“恢复国会,退位自全”。1915年12月25日,护国军在云南起兵讨袁,各省接连宣布独立。袁世凯尽失人心,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帝号。同年6月6日,袁世凯在忧愤中病故。
 
袁世凯一生政治豪赌  欲罢不能  

袁世凯一生投机,使得他非常善于审时度势,捕捉时机。但投机心理的最大危害是使人行事无诚信、决策无信念,凡事都依据利益的大小来结算。换言之,当一个人做事都心存侥幸,渴望偶然,他就会养成不脚踏实地,不实事求是的行事风格,最终沉迷于自我暗示的作用。其实,帝制失败后,袁世凯对幕僚张一麟忏悔说:“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、富贵、官爵、利欲者,乃真国士也。仲仁在予幕数十年,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,严范孙(严修)与我交数十年,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,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,有国士在前,而不能听从其谏劝,吾甚耻之。”

可以说,袁世凯的一生成也投机,败也投机。其一生之政治豪赌,屡屡得手,乃至侥幸成瘾,欲罢不能,最后赌称洪宪皇帝 ,结果导致他众叛亲离,后悔莫及,遗臭万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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