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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佚名    文章来源:转载    点击数:    更新时间:2013-7-31
梁启超(1873-1929),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,近代思想启蒙者。梁启超一生都在追求救国的真理,他曾追随过康有为的君主立宪,但最后与之分道扬镳,他也曾与孙中山合作过,最后合作破灭,他支持过袁世凯,但对于袁世凯的称帝却主张积极讨伐。梁启超没有康有为、孙中山的固执,相反,他会观中国局势变化,而变通政治立场。 
  
 
梁启超,影响了清末民初三十年政局的活动家,终生为拯救国家危难、建立民主宪政而努力,民国外交家萧公权赞曰:“综其一生,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,蒿目忧心,不能自已。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,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。”梁启超自幼是个天才,6岁便读完了四书五经,9岁能写千字文章,11岁考中秀才,16岁考中举人,17岁拜康有为为师,康有为非常欣赏他,“盖其机敏而不失苦读,才思若涌,下笔千言竟在片刻之间”。受康有为影响,梁启超开始探索救祖的变法维新之术。1894年到1898年,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,以老师康有为的《新学伪经考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为张本,托古改制,倡平等、主民权,求立宪。

1895年春,梁启超赴京协助康有为发动“公车上书”。后主笔《万国公报》宣传变法维新,协助创办“强学会”。1896年,与黄遵宪等筹办《时务报》,撰写《变法通义》,影响巨大。1898年7月3日,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,命呈《变法通议》。可惜,这场轰轰烈烈的“维新变法”只持续了103天。尽管光绪皇帝支持康梁实行经济、政治、文教、军事等全方位变法和革新,但由于变法触及到顽固派的利益,慈禧太后发动政变,将光绪帝软禁于瀛台。9月21日,“戊戌六君子”血洒京城,梁启超应谭嗣同的请求而出走日本。

在日本,梁启超曾与孙中山有过密切交往,颇有赞成革命之意,并撮合孙、康两党合作,他曾写“上南海先生书”给康有为:“国事败坏至此,非庶政公开,改造共和政体,不能挽救危局。今上贤明,举国共悉,将来革命成功之日,倘民心爱戴,亦可举为总统。吾师春秋已高,大可息影林泉,自娱晚景,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,以报师恩。”康有为一直主张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良,对提携自己的光绪帝感恩戴德,与孙中山推翻满清彻底共和的政治主张大相径庭。因此,康有为收到劝退信就怒不可遏,严辞申斥为“叛徒”,这是康梁师徒在政治上发生矛盾的开始。
 
与孙中山合作又分裂 最终共同讨袁
1898年9月,梁启超逃亡到日本,除了办《清议报》和《新民丛报》外,还结识了孙中山。尽管梁启超身为保皇派,与推翻帝制的孙中山可谓立场相对,但他乐于接受新鲜事物,很快便与孙中山打得火热。他在日本久受革命党人影响,逐渐离弃戊戌以来的保皇维新立场,大谈兴民权:“民权兴则国权立,民权灭则国权亡。”他的政治主张从君主立宪逐渐转向民主共和,认为仅仅依靠上层阶级是无法完成改革的,而是需要发动全民的积极性,参与国事。

1899年12月31日,梁启超离开日本抵达檀香山,写信给孙中山:“要之我辈既已订交,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,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,兄但假以时日,弟必有调停之善法。”孙中山将梁启超介绍给其兄孙眉和其他朋友,梁启超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。在檀香山几个月,梁启超借口“名为保皇,实则革命”,提出组织保皇会,侨商多入彀中。1901年4月,孙中山赴檀香山省亲,发现兴中会已被梁启超所破坏。随后,两人之间斗争日趋激烈。对于当时保皇和革命的选择,梁启超后来坦言:“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,随感情而发,所执往往前后自相矛盾”。

1903年,梁启超到美国游历考察,目睹美国各派政治家如何献媚俗众,又见到金山华人区的脏乱差,梁启超的政治立场急剧改变,认为“今日中国国民,只可以受专制,不可以享自由”。梁启超对一度所深信的“破坏主义”和“革命排满”的主张完全放弃,转变为“改良主义政治目标”。年底,孙中山表示“革命、保皇二事决分两途……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,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,事理相反,背道而驰……如弟与任公(指梁启超)私交虽密,一谈政事,则俨然敌国。然士各有志,不能相强”。两人因此而决裂,成为政敌。

1915年,袁世凯的专制和称帝行为,使得孙中山和梁启超放弃之前恩怨,又重新合作在一起。孙中山发表《讨袁宣言》及《二次讨袁宣言》,进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,而梁启超联合门生蔡锷,发动讨袁的护国运动,还著文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,迫使袁世凯下台。1916年2月12日,孙中山、岑春煊与梁启超的代表周善培,在东京举行了三方会议,商议合作讨袁。这是孙梁之间难得的一次“非正式”合作。
 
为“开明专制”拥袁世凯 反复辟而讨袁

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,南北议和后,清帝退位,袁世凯接任临时总统。由于袁世凯在清末极力推行新政,鼓吹“立宪”,因而梁启超希望袁世凯在开明专制的基础上稳步实现立宪、共和的过渡。1912年9月28日,梁启超结束14年的流亡生活回国,袁世凯邀请他入阁,他欣然从命,在熊希龄总理的内阁中任司法总长。

随着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,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。袁世凯得到梁启超著文反对复辟帝制的消息后,派人带着20万元银票去送给梁启超,佯称袁大总统送给梁太公七十(梁父其时六十六岁)大寿的贺礼,被梁启超断然拒绝。1915年8月20日他在《大中华》杂志上发表了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,成了公开反对袁世凯的第一人。12月25日,云南独立,梁启超拟好《致北京警告电》《云南檄告全国文》等,为讨袁造势。当时,蔡锷难以对抗北洋军曹锟几十万器械精良的大军,梁启超心急如焚,毅然南下,策动陆荣廷起义。自此,云贵川桂四省联成一气,护国军受到极大鼓舞,重新对袁军发起反攻。内外交困下,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下令撤销帝制,只做了83天皇帝,便被赶下了金銮殿,继而一命呜呼。

倒袁成功、赶走张勋之后,段祺瑞任命梁启超为财政总长。当时段政府的财政十分困窘,梁启超的主要任务就是筹款。当时以中国的自然资源为抵押从外国借款的“西原借款”,经梁启超签字的就有2000多万,招来国人的极大非议。梁启超无能为力,坚决辞职。至此之后,他周游欧洲,潜心研究学问,1925年成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。晚年的梁启超每天五点起床,工作十个小时,36年间所著《饮冰室合集》共1400万字。

有人质疑梁启超的善变,对此,梁启超表示:“我为什么和南海先生分开?为什么与孙中山合作又对立?为什么拥袁又反袁?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,或争权夺利的问题,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。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?就是爱国。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?就是救国。我一生的政治活动,其出发点与归宿点,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,没有什么个人打算。”可以说,梁启超的变不是随性而变,而是因势而变,如陈鹏鸣在《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》所说,“他的多变主张正是他探索解决社会危机的一种尝试”,这种变基于他爱国而想要救国之心。
 
坚守原则而又宽善的真君子

梁启超虽在政治立场上会根据形势而变通,不会固守执念,但是在生活上,他却是个非常有原则之人。对于当时很多有名之士有几房妾室,梁启超一生坚持一夫一妻制,不始乱终弃。1891年,梁启超与长他四岁的李蕙仙成婚。维新变法失败后,梁启超开始长达十几年的流亡生涯,李惠仙成了梁家的支柱,得到梁启超的赞赏。梁启超与李惠仙敬爱有加,做了一辈子夫妻,只吵了一回架,梁启超却为此悔恨,他对女儿梁思顺说:“顺儿啊,我总觉得你妈妈的那个怪病,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,我实在哀痛至极始终不忍说,现在忍不住了,说出来想把自己的罪过减轻一点。”1924年9月13日,李惠仙因不治之症溘然而逝。梁启超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《祭梁夫人文》。文曰:我德有阙,君实匡之;我生多难,君扶将之;我有疑事,君榷君商;我有赏心,君写君藏;我有幽忧,君噢使康;我劳於外,君煦使忘;我唱君和,我揄君扬;今我失君,只影彷徨。

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,带了两位丫环,其中一位即王桂荃,于1903年成为梁启超侧室。对于这桩婚事,考虑到有悖一夫一妻制,梁启超从不张扬,尽量讳避。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时,多称“王姑娘”、“三姨”或“来喜”。只在1924年,李惠仙病重,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,适值临产时,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,首用“小妾”之称,梁启超所有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,他们管李惠仙叫妈,管王桂荃叫娘。

也因为梁启超自己对感情有始有终,他对自己学生也是如此要求。1926年10月3日,北京的北海漪澜堂举行了一场兼具娱乐性和轰动效应的婚礼,新郎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徐志摩,新娘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陆小曼。梁启超反对他们“使君有妇”、“罗敷有夫”的恋情,也规劝过徐志摩;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,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。在婚礼上,梁启超当众训导徐志摩:“你这个人性情浮躁,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。你这个人用情不专,以致离婚再娶。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,离过婚又重新结婚,都是用情不专。以后痛自悔悟,重新做人!愿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!”满堂宾客瞠目结舌,徐志摩不得不哀求:“先生,给学生留点脸面吧。”

梁启超一直对坚守原则,做到为人师长、为人父的榜样,但对于他人的无心之过,梁启超更显包容。晚年的梁启超由于操劳和熬夜写作,身体越来越差。1926年3月,血尿不止的梁启超住进了协和医院,被查出患有尿毒症,右肾有肿瘤,医生建议割除右肾。手术之后,方知右肾完好无损,割除之后,尿血依然未止。梁家为之气愤,舆论矛头直逼协和,嘲讽西医“拿病人当实验品,或当标本看”。梁启超看见报纸上对协和医院和西医的指责谩骂,考虑到西医刚入中国,正在起步阶段,梁启超强撑病体,在《晨报》上发表了《我的病与协和医院》一文,为协和医院辩护,申明:“我盼望社会上,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,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,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。”

梁启超一生虽引人争论,但他自己却是褒贬全收,坦然“知我罪我,让天下后世评说,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”。自青年起,他一直秉承着“万事祸为福所依,百年力与命相持”,这样一个为国家强大而无穷探索又乐此不彼的人,连胡适也连连感慨“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”。尽管政治风云动荡,但他乐观面对生命中的挫折,坚持该坚持的,反对该反对的,如他对自己子女的那般告诫:“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,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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