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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当现代人被困在……两个不同的年代，

    以及两种不同的生活模式中，

    他们了解自身的能力便全然丧失，

    没有标准、没有安全感，

    也没有最起码的共识。

    ——黑塞（HermanHesse），《荒原狼》（Steppenwolf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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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每一位机敏的社会公民，从他自己的经验以及对同胞的观察中，都明白焦虑是二十世纪普遍而深刻的景象。自一九四五年原子弹诞生以来，焦虑由潜藏的问题，转变成公开的问题。机敏的公民不仅觉察到某些显然会产生焦虑的处境，如不受控制的原子战争、激进的政经动乱等，更可以在自己和身边其他人的身上，注意到某些较不明显，但却更深刻的个人焦虑来源。其中个人焦虑的部分包括内在困惑、疏离、心理混乱，以及价值和行为标准的不确定。因此，努力去“证明”当代焦虑的无所不在，就像晴天打伞一样，显然没有必要。

    既然大家都清楚社会中焦虑潜藏的来源，我们在这章导论中的任务，便在于指出焦虑浮现的过程，并说明它如何成为我们许多不同文化领域中的显性问题。我们可能会感觉到，当此二十世纪中叶的时节，在完全分歧的科学、文学、宗教、政治领域中，都共同关切焦虑这个问题。二三十年前，我们或许还可以称它为“隐性的焦虑年代”——本章稍后将做说明——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，就成为奥登（W.H.Auden）和加缪（AlbertCamus）口中所谓“显性的焦虑年代”了。焦虑问题的浮现从隐性而显性，从只是一种“情绪状态”，变成我们必须不计代价试图澄清界定的紧急议题，的确是意义重大的现象。

    焦虑不仅在了解和处置情绪纷扰及行为失序时，被认为是弗洛伊德所谓的“关键问题”（nodalproblem），即使在文学、社会学、政治与经济思想、教育、宗教和哲学等不同领域中，也都同样被认为是关键的课题。我将从这些领域中引证案例，从比较一般性的问题开始谈起，然后再进一步论及把焦虑视为科学研究问题的特殊考量。